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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6年春天，北京，聂卫平面对一盘尚未落子的棋局，真正感到沉重的并不是棋盘，而是肩上的压力。
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开战后，中国队接连受挫。
日本队高手云集，片冈聪击败马晓春后，中国队只剩下主帅聂卫平一人；
对手一方，却还有五名八段、九段棋手。
这种局面，放在当时的中国围棋界，几乎没人敢轻易设想逆转。
那段时间，聂卫平甚至戒了酒。
不是酒量变差，而是比赛压力太大，他必须让头脑保持清醒。
一次休息日，邓小平请聂卫平和体委几位同志吃饭，席间举杯相邀，聂卫平却没有端杯。
邓小平问：“比赛准备得怎么样？
” 聂卫平把实情说了出来：“日本队还剩五个人，中国队只剩我一个。
” 邓小平沉吟片刻，只说了两个字：“哀兵。
” 话不长，却很重。
“哀兵必胜”出自《道德经》。
邓小平没有讲复杂的战术，也没有替聂卫平分析具体变化。
他只是提醒对方，陷入绝境并不等于失去胜机。
既然退无可退，便只能把所有顾虑放下，把每一手棋下到极致。
这两个字后来成了聂卫平重要的精神支点。
对棋手而言，临场最怕的不是对手强，而是自己先乱了阵脚。
邓小平熟悉战争，也懂得竞争中的心理变化。
他知道，越是被判定没有希望的一方，越可能在决绝之中爆发出超常力量。
比赛重新开始后，聂卫平连续战胜片冈聪、山城宏、酒井猛和武宫正树，连续扳倒四名日本高手。
棋盘上的胜负，渐渐变成了两种意志的较量。
邓小平一直关注赛况。
聂卫平战胜武宫正树后，他曾让秘书打电话询问。
工作人员说聂卫平正在复盘，邓小平立即表示：“不要打扰他，后面还有比赛。
” 这句话很有分量。
关心归关心，但比赛中的棋手需要安静，不能被外界的热情牵着走。
邓小平懂得什么时候鼓励，也懂得什么时候退到一旁。
决战对手是日本队主帅大竹英雄。
经过苦战，聂卫平以两目半优势取胜，中国队最终以九比八赢下第二届擂台赛。
此前，国内读者的预测并不乐观，超过半数来信看好日本队。
正因如此，这场胜利才显得格外艰难。
赛后再见面时，邓小平没有长篇夸奖，只说：“擂台赛打得好！
” 短短一句，既是肯定，也保留着一贯的克制。
1988年，第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，聂卫平再次带领中国队以九比八获胜，并被国家体委授予“棋圣”称号。
他带着证书去见邓小平，邓小平看过后说：“圣人不好当啊！
” 万里在旁边打趣，说中国自古以来，由政府授予的“圣人”只有聂卫平一个，以后可以吃“香火”了。
玩笑背后，其实是一种提醒：名声越大，负担越重，不能让称号替代真正的棋力，更不能被掌声抬得失去分寸。
邓小平与聂卫平的关系，并不只是比赛场上的关照。
围棋之外，两人还常打桥牌。
邓小平把能否打桥牌、能否下海游泳，看作判断自己精神和体力状态的办法。
到了北戴河，他曾主动邀请聂卫平搭档。
聂卫平后来回忆，邓小平打牌守得紧、攻得狠，叫牌准确，落子般稳健。
一次牌局中，聂卫平和弟弟因叫牌争执起来，声音越来越大，邓小平皱眉说：“吵什么吵，打牌嘛！
” 还有一次，聂卫平为了不让对手输得太难看，故意放了一局水，结果反而输掉不少分。
邓小平笑着说：“你创了世界纪录了！
”转头又对孔祥明打趣：“聂卫平的围棋是九段，桥牌可不是九段。
” 这种调侃，说明两人相处时并没有刻意摆出上下级的距离。
棋盘上认真，牌桌上较真，生活里又能开几句玩笑，关系因此更显自然。
后来，邓小平还请聂卫平教孙子、孙女下围棋。
孩子年纪小，平日里受长辈疼爱，突然多出一位要求严格的老师，自然不肯处处听话。
聂卫平却认为，既然担了老师的名义，就不能只教棋理，也要教规矩。
有人问他：“邓老爷子知道你管过他的孙子孙女吗？
” 聂卫平回答：“我当然不能让他看着管啊！
” 话说得诙谐，做法却反映出他的性格：对孩子可以疼爱，但不能一味迁就。
围棋讲究落子负责，做人同样如此。
一次，邓小平请聂卫平全家吃饭。
聂卫平的儿子聪聪还不到三岁，邓小平很喜欢这个孩子，逗他叫“邓爷爷”。
孩子倔强，始终不肯开口。
邓小平反复哄着：“你就叫一声嘛！
” 直到临别，聪聪仍没有叫出口。
邓小平却并不恼，还对聂卫平说，孩子将来结婚找对象，要先向他报告。
那份亲近，停留在一句玩笑里，也停留在聂卫平此后多年的记忆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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